湛江抗戰(zhàn)書寫民族意志的史詩

波瀾壯闊的反法西斯斗爭是一場偉大的人民戰(zhàn)爭。廣州灣（今湛江）作為一個主權與治權被殖民體系撕裂的特殊場域，湛江人民的抗爭不僅揭示出主權讓渡狀態(tài)下中華兒女的堅韌與智慧，更為當代全球治理體系下的主權實踐提供歷史鏡鑒。

主權裂縫：殖民法理的內在矛盾

湛江的苦難從法國租界的屈辱到日軍鐵蹄下的瘡痍，每一寸都連著民族被宰割的痛楚。1898年3月，法國軍艦“偵察號”“獅子號”悍然闖入雷州半島海域，在未獲清政府允許的情況下武裝登陸海頭港。1899年11月簽訂的《中法互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堪稱殖民法理操縱的“范本”。條約一面聲稱“于中國自主之權無礙”，一面以精細條文將2130平方公里土地（含海域）的治權完整讓渡法國99年。這種“主權虛置”與“治權獨享”的制度設計下，法國殖民者在此建立總督集權統治，霞山行政公署直通巴黎殖民地部；1911年納入法屬印度支那關稅體系，更將中國主權公然肢解。

殖民體系的殘酷性在微觀層面顯露無遺。法資工廠內，湛江工人每日勞作超過14小時，工傷概不賠償；罷工者遭遇軍警鎮(zhèn)壓，反抗者全家遭屠戮。1904年，孫中山在《駁保皇報書》中痛斥清政府割讓廣州灣，卻因租界的“法理隔離”無法在湛江本土傳播，殖民者有意制造民族意識的牢籠。

主權劫奪：日法暗盟的非法交易

1938年廣州淪陷后，中國海岸線相繼淪喪于日寇鐵蹄之下。因租界身份獲得暫時“中立”的廣州灣，海外援華的戰(zhàn)略物資，如槍支、藥品、燃油在此卸貨，經寸金橋轉運內陸；香港難民攜資金與商業(yè)涌入，赤坎街頭霓虹閃爍，博得“小香港”之名。這座主權裂隙中的孤島，在民族危亡時刻成為抗戰(zhàn)的特殊樞紐。

法國在亞洲的利益算計始終主導其對日政策，因日軍的擴張直接威脅法國利益，法當局初期對抗戰(zhàn)物資過境持默許態(tài)度。1940年6月法國本土淪陷后，維希傀儡政府徹底倒向軸心國，租界陷于維希傀儡政府與日本擴張勢力的雙重絞索中。1943年2月20日，日軍武裝登陸廣州灣，法軍未作抵抗。2月25日，法日代表在日軍“橋立艦”上簽訂《廣州灣共同防衛(wèi)相關現地協定案》，完成了這樁骯臟交易。日軍占領廣州灣后，在赤坎海關樓設司令部，于中央銀行建憲兵大隊部，強占南強中學作軍需后勤部，封閉公共醫(yī)院為戰(zhàn)時傷兵醫(yī)院，還在遂溪中部多村修建野戰(zhàn)機場，派出“白銀丸號”“遠山丸號”貨輪搶運物資。同時，日軍設立慰安所，從朝鮮、我國臺灣、東北及山東押來婦女供日軍蹂躪，強占民田，設立崗哨，封鎖通道，實行法西斯統治，給湛江人民帶來沉重災難。

民族覺醒：中共引領的多元抗爭

殖民與侵略的雙重壓迫下，中國共產黨成為湛江抗戰(zhàn)的精神燈塔。1938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廣州灣支部，首任書記是林熙保，支部以東海覺民小學為基點，建立起覆蓋赤坎、霞山的基層動員網絡。1938年夏，共產黨員黃其江、陳其輝受中共廣東省委派遣回到遂溪，與一批青年學生共同發(fā)起成立遂溪縣青年抗敵同志會。他們深入農村、城鎮(zhèn)、學校，通過演講、演劇、教唱抗日歌曲等多種形式，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主張，控訴日本侵略罪行，激發(fā)了民眾抗日熱情，同志會迅速發(fā)展壯大，到1939年年底會員達5萬多人，成為遂溪縣抗日救亡的中堅力量，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為后續(xù)斗爭奠定群眾基礎。

1943年5月，中共南路特委書記周楠在重慶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在南路地區(qū)建立黨直接掌握的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zhàn)。8月，雷州人民抗日游擊隊組建，下轄3個大隊，約800人。他們以雷州敵后為依托，向淪陷區(qū)外圍發(fā)展，在廉江、遂溪、海康、徐聞等淪陷區(qū)積極發(fā)動抗日游擊戰(zhàn)，創(chuàng)建抗日敵后游擊根據地。1945年1月，起義部隊改編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共2000余人。與此同時，國民黨愛國將領張炎將軍也在中共南路特委支持下，成立高雷人民抗日軍，公開宣布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依靠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在抗日前線的廉江、吳川、遂溪等地，頻頻舉行抗日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普通民眾面對殖民與侵略也未放棄抵抗。法當局強征土地時，農民以地契為武器提起“訴訟”；商人利用關稅同盟漏洞走私藥品支援游擊區(qū)；慰安所附近村民冒險傳遞食物與情報。這些日常抵抗看似微小，卻如滴水穿石，抗衡殖民統治的“合法性”根基。無論是中共黨員積極組織群眾，還是普通百姓踴躍參與抗戰(zhàn)，他們心中都懷著對祖國的深深熱愛，為了國家尊嚴和民族獨立，不惜犧牲一切。

以史為鏡：主權重塑的歷史啟示

湛江抗戰(zhàn)史蘊藏三重現代啟示。其一，國際法的歷史宿疾并未改變。當年殖民體系設計的“租借”制度將主權肢解工具化，今天某些大國借“航行自由”干涉他國內政可謂幽靈再現；其二，法律與民意的辯證共生。當1939年日艦侵犯廣州灣水域時，法殖民當局竟以“主權在我”禁止中國軍隊進入。而歷史的演變已證明，國家主權的本質不在條約文書，而在人民捍衛(wèi)每一寸土地的意志之中；其三，全球治理下的主權重構。近代租借地的主權殘缺告訴國人一個真理，即任何主權讓渡（如數字主權、氣候責任分擔）必須建立在對等互惠的法律框架中。

在雷州半島的烽火記憶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湛江人民完成的不僅是物理空間的光復，更在殘缺的法制土壤中重建了民族精神的完整性。當今日中國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之際，這份從主權裂隙中淬煉的歷史智慧，仍然閃耀著穿透時代的光芒——它證明在任何法律困境之下，植根人民的堅定意志永遠是最強大的法源。

（作者系嶺南師范學院法政學院法學系副教授 孟慶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