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陽湖使我懂得了國情、民情和友情”
——懷念魯迅和馮雪峰研究專家陳早春
李城外
7月2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魯迅和馮雪峰研究專家陳早春先生在京病逝，我聞訊后馬上和他的夫人孫佩華通了電話，表示深切哀悼。夫人說，他生前十分惦記咸寧，對向陽湖文化研究一直熱情關注，贊賞有加。我向她介紹道，陳先生早在1995年便接受過我的采訪，后來又在全國政協八屆五次會議上與張惠卿、沈鵬等委員聯名提案，呼吁重視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不久，他對我編著的《向陽湖文化書系》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向陽湖文化人采風》(上、下)和《向陽情結——文化名人與咸寧》(上、下)出版后成為我國第一部綜合反映干校生活的報告文學集和回憶錄。再后來，他還欣然擔任了向陽湖文化研究會的顧問。放下手機，23年前的那個秋夜采訪陳先生的情景重現在眼前……
年過花甲的陳社長身材頎長，面部清瘦，戴著一副深度寬邊眼鏡，見面便知是位地道的“書生型”領導干部。他家寬大的客廳里整齊地擺放著一排大書柜，似乎在默默展示著主人的身份和學問。他首先介紹說，自己是1968年8月隨干校的先遣部隊開往咸寧的。一行人帶著干糧，路上吃面包，風塵仆仆直奔向陽湖，到達目的地時，嘴角都爛了。先是住在農民家里，初期創業的艱辛自不必細說。第二年秋天，人民文學出版社僅留13人“看門”，其余近200名職工全部下放干校，編為十四連。從此，這批文化人的履歷，埋沒了昔日的輝煌，掀開了沉重的一頁。
陳社長回憶道：“我從小在農村長大，干農活比較多，犁田、放鴨，還算輕車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為生產組副組長。在干校兩年多時間，最難忘的日子，還是和馮雪峰一起放鴨子……”
荒唐年代見怪不怪。陳早春是“文革”前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研究生，在向陽湖卻榮任了“鴨司令”，負責放養200多只母鴨。他辦事特別認真，每天早出晚歸，櫛風沐雨，精心管理鴨群，產蛋率高達97％，連當地農村的鴨師傅都嘖嘖稱贊，連隊的生活也得到明顯改善。年輕力壯的陳早春，“知名度”因此而大增。1970年初秋，軍代表和連干部還給他派了一個特殊的“助手”——年近古稀的馮雪峰。馮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并擔任過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和中國作協副主席，后被劃為右派，“文革”中更是備受冷落。雖然馮屬“黑線人物”，陳屬“革命群眾”，但彼此間的“鴻溝”在勞動中漸漸填平。兩人互幫互學，后生傳授“養鴨經”，老者暢談人生觀，竟成“忘年交”。
陳早春在干校疾惡如仇，敢打抱不平。他心地善良，看不慣連隊某些人對馮雪峰、牛漢等“右派”和“胡風分子”安排高強度勞動、長年嚴加看守，憤憤出面主持公道：“地主對長工也不是這樣！”要知道，說這話是需要相當勇氣的！他果然挨了批斗，被指責“自來紅”的思想沒有改造好，而他對自己的言行沒有絲毫后悔，反倒增添了幾分安慰。
說著說著，時鐘已指向11點整。我趕緊向陳社長介紹了咸寧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的計劃，如編書、拍電視片、開座談會、建文化碑林等。
過不多時，陳社長展開兩幅題詞：一幅“勤為學海舟楫”；另一幅為咸寧籌建的碑林而題：“向陽湖使我懂得了國情民情和友情。”見他還送我一本湘版《綆短集》，夫人補充說，他對自己要求過于嚴格，特別注意自己寫的書不在本社出版。我心想，這種回避“近水樓臺”的風范是多么難能可貴啊！
我接過贈書和題詞，向他表示謝意。陳社長謙虛地說：“應該感謝你，這么晚了，還在為向陽湖的事奔走！”我一面稱自己樂在其中，一面接著和他聊起有關出版社的話題。
陳社長談出版是內行，論學術更是專家。他告訴我，1971年春，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周恩來總理多次接見參加會議的有關人員，指示重新編注魯迅著作。陳早春作為業務骨干，第一批從向陽湖調回北京，以后一直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尤其是魯迅研究工作。他曾參與1981年新版《魯迅全集》的編輯注釋工作，是第四卷《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的責任編輯，并負責全部魯迅書信的定稿。
聊著聊著，子夜的鐘聲已經敲響，再坐下去恐有失禮貌，我只好主動起身告辭。平易近人的陳社長堅持送我出門，下了7樓，一直把我送上街道才回轉。此時，首都芳古園一帶萬籟俱靜，路燈和月光交相輝映。他漸漸遠去的身影，至今縈繞在我的腦海。
2013年5月，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陳先生的題詞也和不少文化名人的墨寶一道，分別鐫刻在名人舊居核心區大路旁的石碑上，成為向陽湖永遠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