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涂志剛

    我認識一位做出版的朋友，她做了好幾本關于紅學的書，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當然就像胡文彬說的那樣，名家寫書太多，就難免有些自我抄襲，也有些胡說八道了。不過不可否認的事情是，不管書里面寫的東西怎么樣，反正書是賣出去了，而且賣得非常好。
　　
　　本來這事也沒什么可說，賣得更好的垃圾書遍地都是，我們不能因為人家是名家就對人家特別地高標準嚴要求，名家完全有炮制各種能夠帶來“經濟”讀本的自由，他樂意拿自己的名聲去換錢也跟旁人無關——可是后來有人批評這位名家了，我那位朋友居然說批評者是因為看人家的書賣得好而眼紅，這恐怕就有點誅心之論的感覺了。您胡說八道我們都忍了，這么點正常的學術批評您都接受不了嗎？
　　
　　現在又出了個劉心武，他的書賣得比前面那個紅學名家還要好，而且因為劉心武在中央電視臺講過“紅學”，他現在的影響力大概也比很多紅學家來得大。如果照我那位出版界朋友的思路，現在要是有人（特別是紅學家）批評劉心武的話，大概又得是出于妒忌了。這樣的帽子果然有些嚇人，難怪雖然有很多人對劉心武的觀點竊竊私語，卻很少有人站出來明確表態，直到胡文彬發言。
　　
　　胡文彬是老紅學家了，他的名聲雖然比不得更老的俞平伯或者更流行的周汝昌、馮其庸，甚至在一般讀者那里，“野狐禪”的劉心武也比他的名氣要大一點，但不可否認胡文彬是個相當嚴謹的學者，他對劉心武的批評也主要集中在學術層面。但現在又有人說話了，“胡文彬指責劉心武上電視臺，是學霸行為，違反了話語權的基本準則”（大意如此）。把個芝麻大的紅學爭端上升到如此高度，其實有點無聊了。
　　
　　胡文彬大抵是老派學者，看重的是電視、書本等媒體的宣傳教化作用，深怕（他心目中的）錯誤觀點流毒。他批評劉心武的錯誤觀點不應該上電視當然有些可笑，不過跟這樣的老派人士談論新思想，本身就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其實胡文彬真正關注的還是劉心武對秦可卿的闡釋，論者大可不必抓住其他地方做文章。
　　
　　對胡文彬的批評其實不是孤例，關于“紅學”的討論常常發生在學術之外。仔細考究，大概還是“紅學”本身的熱度在作怪。其實以“紅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學術地位，頂多是書齋里面幾個書蠹的學問，如今卻隱然有顯學的架勢，不但青年才俊（比如陳林）或者“業余大家”（像劉心武）樂意投身其中，讀者更是毫無立場地追捧。如此風光，《紅樓夢》的作者大概也要感慨不已的。但說到底，既然是書齋里面的冷門學問，“紅學”吸引那么多業余或者不那么業余的研究者，其實沒有什么意義。
　　
　　這就像全民著迷哥德巴赫猜想，卻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解決問題一樣。
　　
　　其實回顧歷史，“紅學”在民國時代的爭論雖多，那時候卻算不得顯學。“紅學”真正“紅”起來還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
　　
　　我一直以為“紅學”能夠成為一種熱門的學問，主要還是《紅樓夢》這本書的名字起得好。如果這本書比方改個名字叫《黃樓夢》的話，哪怕書的內容還一樣，恐怕也是鬧騰不出一個“黃學”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