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有學問的人，更需要有思想的人。沒有思想不成為作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一套“走近大師系列叢書”，是幾位當代著名作家閱讀經典作品的讀書札記，展示了作為作家的思想者在閱讀文學大師作品時思考文學、社會與人生的風采。格非的《卡夫卡的鐘擺》是其中的一本。
　
　　《卡夫卡的鐘擺》所論除廢名外，全是外國作家，主要有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麥爾維爾、詹姆斯·喬伊斯、昂貝托·埃坷、卡夫卡、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英瑪·伯格曼、布努艾爾等。作者有著非常豐富的外國文學知識，對上述作家與作品的閱讀與批評有自己的真知灼見。如作者對列夫·托爾斯泰的評價：“我感到托爾斯泰的作品仿佛一頭大象，顯得安靜而笨拙，沉穩而有力。托爾斯泰從不屑于玩弄敘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熱衷所謂的‘形式感’，更不會去追求什么別出心裁的敘事風格。他的形式自然而優美，敘事雍容大度，氣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為地設置什么敘事圈套、情節的懸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終都充滿了緊張感；他的語言不事雕琢、簡潔樸實但卻優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這些特征，都是偉大才華的標志，說它渾然天成，也不為過”，“驅使他（托爾斯泰）寫作的動機并不是做一個一流的小說家，而是他那野草般豐富而深邃的思想慣性，再加上那野牛一般的體力和過人的精力，小說只不過是他發泄過剩精力的一個天然渠道。因此，我覺得他被稱為一個思想家也許更合適”（《列夫·托爾斯泰與〈安娜·卡列尼娜〉》）。讀如此優美而能深中托爾斯泰及其作品肯綮的文字，豈不是一種很高的藝術享受？如果沒有對托爾斯泰作品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的研讀，是很難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它們的特質的。

　　宏觀的會通來自微觀的悉心體味。上述這種對經典作家作品整體的正確把握來自對它們的深入細致的閱讀，格非對經典作家作品的創作意圖、思想內容、敘事藝術、人物形象等等的剖析確乎都是非常精細而又獨到的。即以列夫·托爾斯泰而論，他認為列夫·托爾斯泰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圖解自我觀念的作家”。又如在談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文中，作者能注意到歷來研究者與教科書幾乎都忽略了的人物查利·包法利，通過鞭辟入里的分析，認定“這個人物對作品主題的深化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面，作者對一個作家的評論，不是就這個作家而論這個作家，除了能把他們放到特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文化氛圍中去討論之外，還特別擅長通過比較去凸現各自的特點，使所論立論視野宏闊，得其神髓。如列夫·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思想家，但他們表達思想意識的方法很不相同：“托爾斯泰小說中的思想是統一而和諧的，人物僅僅是作者手中的一個道具而已，它服從于作者的調遣，是作者本人思想的一個代言人，或者某個側面或剪影，作者的主體性特別清楚。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既是客體，同時也是主體，人物大多不受作者的制約，也不代表作者，它只對自己負責”，“如果我們把列夫·托爾斯泰看成是一個思想的表現者或概括者，那么陀氏僅是一個陳述者”（《〈罪與罰〉敘事分析》）。這事實上事關不同作家不同的敘事風格，乃是通過嚴格的比較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格非在他所論及的作家中，經常喜歡作這樣的比較。

　　格非雖然欣賞托爾斯泰對敘事藝術的漫不經心，但他本人是很重視小說的敘事藝術的。《卡夫卡的鐘擺》是書中的一篇，以此作為該書的書名，在我看來，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作者對小說敘事藝術的特別關注。他在《卡夫卡的鐘擺》一文中寫道：“卡夫卡的故事是一個不發展的故事，從起點回到起點，或者說在各種因素的糾纏中陷入了泥沼，剩下的就是一只秋千的擺動。”卡夫卡有些作品的敘事風格一定程度上如同鐘擺之運動。鐘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敘事的代名詞。他在論麥爾維爾的《白鯨》一文中也談到“從《白鯨》的結構來看，它的情節幾乎是‘不發展’的，或者說是發展得很慢”。誠然，作者所討論的經典作家的敘事藝術，絕不局限在“故事的不發展”，他所談敘事藝術的內容是很豐富的。在《〈罪與罰〉敘事分析》一文中，他總結陀氏小說的敘事特征就有“復調小說”的形式、“全面的對話性”、“驚險情節”、作者的隱退、共時性與歷時性的關系等，并談到對加繆、卡夫卡的影響；在論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時，指出喬伊斯借小說主人公之口說出他心目中小說的“史詩形式”；在介紹昂貝托·埃坷的《玫瑰之名》時，談到作者對于文體的機智與敏感，該小說具有“語言與文化協商”的敘事氛圍；在評述博爾赫斯時則指出其嘗試用學術論文的方式寫小說。如此等等。

　　全書分三部分：一是“點擊大師”，如上所論，是對作家與作品的評論；二是“非常看點”，收錄格非談論文學寫作的一篇文章；三是“相關鏈接”，介紹格非在國內外發表的主要作品以及他所喜愛的書籍。“非常看點”收錄的論文的題目是《經驗、真實和想象力——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學寫作》。如果說“點擊大師”部分是對歷史上有關作家創作經驗的總結而面向過去的，那么，此文是作者思考當下文學創作境遇而面向未來的，主要探討全球市場化背景下消費社會中文學創作上的重要問題，體現了一個有責任感的當代作家對文學創作前景的憂慮與思考。格非得出的結論是，文學創作既不能迎合市場，也不能完全拒絕市場，而必須通過創造性的工作去使用文學發展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一切資源，并把它納入到自己的寫作視野中去，真正建立起個人與現實的有效關系，從而確立一種整體性的寫作觀念。(來源文新傳媒 文/鐘明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