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梁亞莉
2003年10月
近年來，我國區域經濟正在呈現出新的格局。東部地區勢頭強勁，西部大開發緊鑼密鼓；今年國家又作出了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重大決策，東北地區初現生機。東西南北都得到了國家區域政策的有力支持， 中部五省已在客觀上成為“政策低谷”。
這一格局使中部五省加快發展的問題變得更加尖銳而突出。如何看待中部五省的地位和作用， 中部五省應怎樣確立加快發展的新思路， 已成為我們必須正視和回答的兩個重大的現實問題。
一、中部五省在全國發展格局中舉足輕重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中部五省，國土面積87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9％；2002年五省人口3．28億，占全國總人口的25.6％，GDP近21500億，占全國的18.3％，是我國人口、資源、經濟較為密集的區域。
中部五省具有典型的“三老、三突出”特征。“三老”，即中部五省是我國的老革命根據地、老農業基地、老工業基地；“三突出”，即資源突出、貢獻突出、困難突出。正是由于這些特點，中部五省在我國區域發展的格局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一)中部五省是我國新型工業化的主戰場
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的進程，歸根到底要靠新型工業化的不斷推進。推進新型工業化，難點、重點在中部。
1、中部五省是我國“二元結構”最為突出的區域，加快農村工業化的難點、重點在中部。
2001年，中部五省有農村人口2．55億(指戶口在鄉村的常住人口)，比整個西部的農村人口僅少3千萬， 占全國農村人口的27.34％。中部五省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78.22％，分別高出全國、東部、西部和東三省5、7、1.1、25.6個百分點，是全國農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區。
中部五省也是農業勞動力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地區。五省農業耕地面積為25978千公頃，僅占全國的19．98％，而農業勞動力則為9628萬人，占全國的比重高達29.67％；每一農業勞動力占有耕地僅為4．2畝，明顯低于東部、西部、東三省和全國的4.96畝、6.16畝、17畝、6畝。由于農業人均耕地最少，中部五省同時也是全國剩余勞動力最多、壓力最大的地區。農業勞均耕地僅達到6畝的全國水平，就需要轉移農業勞動力3133萬，占農業勞動力總量的32.5％。如要達到起碼的經濟規模勞均8畝，則需要轉移剩余勞動力4756萬，占五省農業勞動力總量的一半，占全國剩余農業勞動力的58.9％。
中部五省歷來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建國以來，五省的土要農產品產量在全國基本上保持1／3左右的比重。在對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中部五省的廣大農民群眾也付出了艱難轉型的巨大代價。以全國9％的耕地，生產了全國1／3的農副產品的中部五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全部低于全國水平，僅相當于東部地區的58％。與西部相比，雖然收入水平略高，但由于老糧棉基地的基數影響，中部五省農民的稅費負擔明顯高于西部。2001年，中部五省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承擔涉農稅負87元，比西部高出21％；耕地畝均稅負為21．65元，而西部、東部、東三省則分別為10.73元、20.55元、7.73元。與東部相比，中部五省稅負也明顯偏重。中部五省農業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25.2％，涉農稅在全國的比重卻高達30％；東部農業產值占全國的46％，涉農稅卻僅占35％。加上老糧棉基地財政掛帳的巨大包袱，中部五省農民苦、農村窮、財政弱的問題十分普遍。
“三農”問題是我國推進新型工業化，全面建設小康最突出的難點；而中部五省的“三農”問題又是全國最突出的難點。占全國近30％的農村人口、近60％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問題不解決，克服“二元結構”，推進中國農村工業化就無法真正破題。
2、中部五省是我國傳統產業密集區，加快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難點和重點也在中部。
1980年， 中部五省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份額就已達到16.3％，比西部12省高出1．15個百分點。中部五省工業固定資產(原價)占全國的比重高達17.92％。特別是湖北，建國以來一直是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1980年全省工業固定資產(原價)已占全國的5.36％。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部五省工業在全國的地位進一步加強。2002年，五省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達到17％，比西部1-2省市高出3.3個百分點， 比東三省高出6.2個百分點。
完全可以說， 中部五省是除東部地區外我國工業特別是傳統工業的主要集聚區。
老工業基地在新形勢下的矛盾和困難在中部地區也表現得十分突出。一是國有經濟改革和調整任務艱巨。2001年，五省國有及控股企業總資產占全國的16.5％，在五省全部規模以上工業資產的比重高達78.4％，比全國的這一比重高13．5個百分點。二是產業改造升級壓力巨大。老工業基地設備老化、技術落后、改造乏力。2001年，中部五省規模以上工業固定資產凈值率僅為64.3％，比西部還低1.6個百分點。由于企業和財政普遍困難，工業投資進展緩慢。2001年五省規模以上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增長率僅為7.75％，而西部、東部、東三省分別為8.88％、10.25％、12％。三是就業再就業壓力大。中部五省是典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鎮職工下崗“雙高峰”地區，這使就業問題的難度大大高于西部和東三省。2001年，中部五省二、三產業就業人數比1996年僅增長了20萬人，增幅為0.29％；而西部地區則增長了949萬，增幅為8.7％。東三省雖然國有下崗職工較多，但由于城市化水平高，發展空間較大，就業再就業從總體上講比中部五省路子要寬，壓力要小。2001年東三省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在就業結構和總人口中的比重分別為55.2％、23.3％，比中部五省分別高出13.4和兩個百分點。四是中部五省的開放程度遠不如東北，利用外資改造老工業基地的力度比東北小得多。遼寧外商和港澳臺資本創造的工業增加值比湖北要高出一倍多，外資嫁接改造國有企業已成為遼寧改造傳統產業的一條主要途徑。五是五省都是財政窮省，依靠本省的財力支撐老工業基地改造十分困難。中部五省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僅313元，還不及東三省的一半。中部五省在振興老工業基地上所面臨的困難遠遠超出了東北。中部五省不盡快搞活，我國傳統產業的升級和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同樣難以真正實現。
3、中部五省具有突出的科教資源，是我國發展高科技產業和信息化的重點區域。
2001年五省共有高等院校270所，在校學生數160萬人，占全國的22.3％，在校學生數比西部和東三省分別多6.5萬和74萬。 中部五省又是我國科技資源的主要集聚區之一。五省國有企事業單位科技人員占全國總數的1／5，比東三省多22萬人，與整個西部地區擁有的人數大體相當。特別是武漢東湖，是全國僅次于中關村的第二大智力密集區。同時，中部五省還是我國信息通信網絡最重要的基地和樞紐之一，信息制造業也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密集的科教資源已使五省成為我國推進高科技產業化和信息化最有潛力的地區之一。中部五省已經形成了以光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為代表的有特色的高科技產業群。湖北沿江產業帶、湖南瀟湘產業帶、中原產業帶已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科技產業群，也是我國“十五”規劃中確定的國家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點區域，僅武漢地區就有我國著名的光谷和生物醫藥谷。如何充分發揮中部五省科技資源密集的優勢，盡快形成高科技和信息化的產業優勢，并使之與老工業基地和傳統產業的改造振興緊密結合，不僅是中部五省的重要任務，對全國新型工業化的進程都有著重大影響。
(二)中部五省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二方陣，具有加快發展的巨大潛力和空間
從經濟總量看，中部五省的GDP、工業增加值、消費品零售總額等重要指標占全國的比重僅次于我國的第一方陣東部地區，明顯高于西部和東三省。盡管五省在經濟轉型中困難突出，但資源稟賦仍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是我國內陸地區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關專家根據經濟發展的相關性、相似性和規模合理性等因素，對全國經濟區塊劃分為八大區域：東北(東三省)、北部沿海(京、津、冀、魯)、東部沿海(滬、蘇、浙、)、南部沿海(粵、閩、瓊)、黃河中游(陜、晉、豫、蒙)、長江中游(鄂、湘、贛、徽)、西南(云、貴、川、渝、桂)、大西北(甘、青、寧、藏、疆)，并對其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分析。其中對長江中游地區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部五省特點。
1、長江中游是我國交通設施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2001年這一地區每千平方公里擁有鐵路14公里、公路410公里、內河航運42公里，是內陸地區交通里程最密集的區域。與東北相比，除鐵路里程僅低2公里外，公路和河運分別多出221公里和32公里；與黃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相比，鐵路、公路、河運里程均大大超出。
2、長江中游是我國產業能力最為完備的地區之一。2001年這一地區的采掘業、 中間投入品制造業、消費品制造業、資本品制造業等四大類產業的增加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13％、15％、13.5％、11.4％。其中，采掘業比重高于東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和大西北地區； 中間投入品制造業高于東北、黃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消費品制造業高于東北、南部沿海、黃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資本品制造業高于東北、黃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除北部沿海外，長江中游的產業能力最為完備和均衡，產業之間的配套能力最強。而其它區域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些方面偏輕偏重。
3、長江中游是我國內陸市場規模最大的區域。2001年這一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5392億元，僅次于三個沿海地區，比東北、西南、大西北和黃河中游地區分別高出1250億、1043億、4352億、1530億。武漢的市場優勢更為突出。自古就有“貨到漢口活”的美譽，今天武漢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全國副省級以上城市中始終名列第五，市場輻射力十分突出。
4、長江中游是我國商業聯系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2001年長江中游地區旅客和貨物周轉量占全國的比重分別達到18.4％和9.16％，前者為全國最高，后者僅次于三個沿海地區和黃河中游地區。
除此之外，長江中游還是我國水資源最為富集、開發條件最好的地區。這里江河縱橫、湖群密布，在水源、航運、水電等方面均居全國前列。湖北號稱“千湖之省”，三峽等工程完工后，將成為我國最大的水電基地；武漢市人均淡水資源量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基礎十分突出。同時，長江中游乃至中部五省又是城市體系較為完備的地區。一個特大城市武漢作為整個華中地區的經濟中心、三個省會城市為省區次中心，分別形成了武漢城市群、鄭州城市群、昌九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安徽沿江城市群。發達的城市體系是要素集聚擴散的主要平臺，必將為產業和市場的發育提供有力的支撐。特別是武漢城市圈，特大中心城市的商務環境和周邊豐富的資源、低成本競爭力相結合，完全可能成長為內陸最具發展潛力的增長極。
以上幾個方面足以表明，長江中游乃至中部五省是我國資源稟賦最為全面、充分、均衡的地區之一，具有形成我國新的增長極的充分條件。關鍵是加大開放開發的力度。中部五省雖然地處內陸，但在國際資本以進入我國市場為主要目的的產業轉移中，鎮守中央“輻射八方”的區位優勢將獨具吸引力。現實表明，這一地區正在成為國際和沿海地區產業梯度轉移的熱土。
(三)中部五省“承東啟西、溝通南北”，是我國區域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樞紐
中部五省南、東、北三面分別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三個國內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接壤，西面則與大西南、大西北相通，是我國區域關聯度最強的地區。由于獨特的區位特性，中部五省歷來是全國水陸交通運輸網絡的的中樞。東部和西部絕大多數地區的人流、物流往來都必須通過中部五省。中部五省是全國最重要的交通中心，是輻射全國大市場的戰略要地。
更突出的是中部五省在產業梯度轉移中的樞紐地位。我國東、中、西部發展水平的明顯梯度，構成了產業發展環境的巨大差別。在以市場機制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的產業轉移中，投資者考慮的根本因素是競爭力和回報率，因而主要選擇的是產業環境和市場環境。這就使產業基礎完備、市場輻射力強、交通便利、資源充足、成本低廉的中部五省必然成為國外和沿海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事實上，盡管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力度較大，但除了四川、重慶、陜西外，近年來外商和沿海資本真正大規模進入西部的并不多。相反，中部五省利用外資和承接沿海投資都在大幅上升，從總體上看大大超出了西部的水平，也明顯高于東三省。2002年中部五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達8.16％，比整個西部高3.6個百分點；實際利用外資的增幅明顯高于東三省。沿海資本則更是大踏步進入中部五省，各省近年來引進省外資金都有幾百億的規模，僅江西省2002年實際利用省外資金就高達426億元，增長1.32倍。這充分說明了市場主體對投資環境的客觀判斷和選擇反映了市場機制下產業轉移的梯度規律。
事實證明，在市場機制為主導的投資行為中，期望東部和海外大量資本跨過中部源源不斷地向西部進入，是不現實的。國內已有專家指出，西部要真正走上發達之路，是一個艱苦的過程，需要十至二十年打基礎。從地緣經濟角度看， 中部是向西部輻射的最佳平臺。面對西部人才難進、資本難進、技術難進、產業難進的現實，只有把中部搞上去，形成對西部輻射的現實基礎，西部才有得以“借月”的近水樓臺。中部不上去，“東西互動”是難以實現的；只有“東中西”一起聯動，形成產業梯度轉移的“雁行模式”，才能順利推進西部大開發，從而實現東中西部協調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中部五省的戰略地位和重要性比東三省也要突出得多。如果西部沒搞上去，中部也“塌陷”了，將是我國區域經濟格局中最大的失敗。
(四)“中部塌陷”的現實可能
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種種因素，擁有優良資源稟賦和突出戰略地位的中部五省仍面臨著尖銳的矛盾，在全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中開始出現滯后的跡象。
一是在中部五省的固定資產投資已現落后態勢。以中部五省投資總額為l，2000年中部五省與東部和西部的比例是1：2.99：1.2l，2002年這一比例則變為1：3.56：1.26。其原因在于，與東部相比，缺乏外資和民間投資的強勁拉動；與西部相比，缺乏國家政策投資的大力傾斜。二是中部五省的GDP在全國的比重開始下降。中部五省GDP占全國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9％下降為2002年的18.3％，而西部這一比重則從17％上升為17.1％，東部的比重更上升了0.7個百分點。這說明中部五省GDP的增速在全國已開始落后。2002年中部五省的GDP增速除江西為10.5％外，其余均在8．9--9.5％之間；而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中有7個在10％以上，其余為9—10％之間。
三是中部五省人均GDP的增速已相對滯后。2002年中部五省的人均GDP為6550元，比2000年增長15％；而西部人均GDO則增長了16．6％，東部的增幅更高達24.8％。2000年中部五省人均GDP與東部和西部的比例為1：1．99：0.82，2002年則變為1：2.16：0.834。
四是中部五省財政收入增長緩慢。2002年中部五省財政收入占全國的比重為13％，比1996年上升了2個百分點，而西部地區的這一比重則上升了7.2個百分點。2001年中部五省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僅為315元，比1996年增長63.7％，而西部和東部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分別達到357元和1044.5元，比1996年分別增長77.6％和38.3％。
中部五省是我國新型工業化的重點和難點所在；是我國內陸最具發展潛力和后發優勢的區域；是全國“東中西”互動的區域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樞紐，這些構成了中部五省獨特的、不容忽視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專家所說，中國經濟發展矛盾集中在中部，中部是整個中國新型工業化的突破口。中部五省不崛起，將嚴重影響全國發展的大局，影響全面建設小康的進程。而當前中部五省出現的落后于全國發展步伐的態勢，已尖銳地預示著“中部塌陷”的現實可能性，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加快中部五省發展， 已成為全國發展格局中突出的焦點。
二、加快中部五省發展的幾點思考
在我國經濟全面市場化、國際化的進程中，中部五省必須切實從自身的主要矛盾和比較優勢出發，大力推進機制創新，走出一條更快更好的發展路子。毫無疑問，這首先需要五省人民更加堅韌的艱苦奮斗，同時，也需要國家在宏觀經濟布局和區域發展政策上予以更多的支持。中央關于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一系列重要精神，也是中部五省加快發展的基本指針。
l、牢牢把握新型工業化這個根本任務
“二元結構”矛盾突出，產業升級壓力巨大的現實，意味著中部五省存在著城鄉和工農之間、傳統產業與高科技新興產業之間突出的發展斷層。這是工業化進程緩慢的結果，是一切矛盾和困難的根源，也是中部五省發展的根本制約。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切實彌補這兩大斷層，將是振興中部五省的根本任務。
為此，首先必須全面優化產業結構，著力實現三大基本任務：一是大力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在加快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非農化的過程中提升農業、農村現代化水平。這是中部五省最突出的矛盾，也是加快發展首要的著力點和突破口。只有在農村工業化順利推進的基礎上，才能使整個經濟步入良性循環。二是大力推進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并使之與國有企業改革緊密結合，實現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優化，重鑄老工業基地的產業、企業競爭力。三是大力推進高科技產業化，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新興產業的擴張升級，形成工業化的強勁火車頭。
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堅持城鄉統籌的指導思想，使工業的發展與轉移農村巨大的剩余勞動力、加快農村工業化緊密銜接，相互促進。中部五省在舊體制下形成的工業體系，往往城鄉分割，產業結構明顯偏重。這使得城市工業的發展不能有效拉動農村非農產業特別是以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工業，因而也不能有效帶動巨大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因此，必須真正樹立工業化的思想，以大力發展農副產品為原料、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為突破口，調整工業產業結構，提高工業體系對農村工業化的帶動作用。同時，中部五省要充分發揮科教、人才資源優勢，把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緊緊結合起來。在我國沿海產業轉移的大趨勢中，這也是中部五省突出的比較優勢，是吸引和承接產業轉移的主要領域。武漢等大城市要充分發揮產業龍頭的優勢，加快結構優化升級的步伐，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和高加工產業，努力與中小城市及縣域經濟形成產業轉移、技術傳遞的“雁行模式”，以此構建高科技產業、傳統產業、農村工業化緊密銜接、相互配套的產業格局。
在中部五省艱巨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化進程中，國家應給予更多地支持。對國企破產、核呆、重組，對老工業基地技術改造，對再就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應盡可能地按照國家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有關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對一些中部五省有優勢和迫切需要發展的產業，應在國家產業布局中予以傾斜；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進一步予以支持。同時，要加大對中部五省農村改革和工業化的支持力度，適時考慮調整地區間農民稅負關系，使農業稅負與農業總產值的比重趨于合理，使中部五省農民長期負擔過重、收入偏低的狀況逐步有所改善，增強他們自主創業致富的能力。
2、狠抓機制創新這個關鍵
結構調整是一個加快資源整合、優化資源配置的過程，必須依賴高效率的市場機制。市場機制的薄弱加內陸開放的滯后，是中部五省結構調整滯后、工業化進程緩慢的根本癥結。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努力在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上邁出更大的步伐，大力發展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將是加快中部五省發展的關鍵。解決中部五省發展的一切矛盾和問題，都必須在主要依靠市場機制的導向下進行。要切實從實際出發，在創造性地貫徹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上狠下功夫。中部五省只有在改革開放上努力走在全國前列，才能使發展步伐跟上全國的水平。
機制創新的首要任務是把加快國有經濟改革同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緊密結合起來，塑造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國有資產龐大但機制落后，是中部五省的突出問題。在加快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民營資本和國際資本對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才能賦予國有資本新的機制活力。這也是中部五省吸引國際和沿海資本轉移的突出亮點，是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與國際資本本土化戰略緊密結合的最佳切入點。要加快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競爭行業和領域退出的步伐，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同時，要堅持把發展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更緊密地
結合起來，以“富民”為發展的根本目標，以更大的力度發展民營經濟，鼓勵千千萬萬群眾自主創業，激發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發揮群眾在創業致富奔小康中的主體作用，以“富民”帶動“強省”。解決中部五省如此尖銳的“二元結構”矛盾，消化如此巨大的剩余勞動力，不充分發揮群眾自主創業的主體作用，是很難真正成功的。
大力完善和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要克服舊體制下產業發展脫離市場的弊端，借鑒浙江市場和產業高度融合、相互促進的經驗，進一步將中部五省的區位、交通、流通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構建我國內陸最重要的市場中心，更大力度地推進產業集聚同市場建設的緊密結合，以大市場帶動大產業。高度重視要素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大膽探索創新，努力形成中部五省的金融、科技、信息、人才勞動力等市場體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加快金融體系的改革與創新。在加快銀行體系改革和發展的同時，高度重視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強化面向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創業群眾的融資機制和工具，形成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共同發展的格局。武漢完全有條件也完全應當建設成為整個華中地區的市場中心、金融中心。
計劃經濟實質上是主要依靠政府作用的“官本經濟”；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和群眾主體作用的“民本經濟”。要切實擺脫舊體制的慣性，就必須大力推進政府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正確發揮政府作用，努力把中部五省建設成為我國創業發展環境最好的區域。在這方面中部五省還有艱巨的任務。
建議國家對中部五省賦予更多的改革試驗權，支持中部五省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上先行一步。
3、大力推進對內對開放
國際國內產業轉移的大趨勢為中部五省提供了重大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開放，吸引國際國內產業轉移，對于內陸欠發達的中部五省尤其重要。為此，一方面中部五省要充分發揮自身產業配套能力強、成本較低、交通便利、市場輻射力強、人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突出重點和特色，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特別要注意吸引那些真正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產業轉移，努力形成吸引國外和沿海產業轉移的優良產業環境、政策環境、法制環境，使中部五省成為繼沿海地區后外資進軍中國的第二大集聚地。另一方面，也需要國家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使中部五省享受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同樣的引資政策，盡可能避免由于政策不同造成區域發展上人為的“低谷”，鼓勵和吸引海外、沿海資本大規模進入中部。在引進外資問題上政策優惠一點，就可能在政府支出(如再就業和社保方面)上省一點。從總體上看，是利大于弊的。
4、進一步加快城市圈建設
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助動機。現代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以核心城市為龍頭，以相互間分工合作為基礎的城市圈，是工業化、現代化加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的主要途徑。
中部五省工業化的艱巨任務需要城市化的大力推進。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強農村發展非農產業和城鎮化進程的緊密結合，大力提高縣域產業集聚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使中部五省縣域經濟薄弱的狀況盡快予以改變；另一方面，則要進一步加強城市在工業化中的主導作用，大力推進城市圈建設，強化城市特別是核心城市的集聚輻射功能和產業龍頭作用，加強城市間產業分工合作，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區域工業化的加速發展提供高效的平臺。中部五省完全有條件首先形成各自的城市圈，并進而加強彼此分工合作，發展成長江中游經濟一體化的都市延綿帶。武漢城市圈尤其具有在更大區域內形成核心增長極的良好條件。武漢城市圈的加快發展，不僅有利于形成湖北乃至中部五省的強勁增長極，也將對整個東中西互動起到重大的戰略作用。對此，國家應予以進一步的重視，支持武漢城市圈成為中部五省開放開發的中心。
課題負責人；尹光志 梁亞莉
執 筆；梁亞莉 吳讓松 黃良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