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勇

我國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給湖北帶來重要機遇。一方面，中央的政策傾斜將使湖北直接受益；另一方面，它將形成一種導向，創造一種氛圍，推動各類要素向中部地區流動。因此，創造富有競爭力的環境，就成為湖北搶抓中部地區崛起的歷史機遇、實現走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前列奮斗目標的重要前提。

近年來，創造環境一直是湖北的響亮口號，種種舉措，釋放了湖北的“環境魅力”。2003年，我省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增長11.6％；今年1－6月同比增長28.8％，64％的投資者表達了增資意愿。應該說，改善環境已給湖北帶來了顯著效益。

但是，改善環境本身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只要經濟在不斷發展，就會對環境不斷提出新的要求。要進一步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堅持不懈地改善發展環境”的要求，就要把改善環境作為各地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來對待，并進一步探討：改善環境的本質是什么？什么因素在干擾湖北環境？創造好環境的關鍵又在哪里？

環境的核心內容是什么

不言而喻，“經濟人”（企業和居民）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改善環境就是要創造“經濟人”開展經濟活動所需求的環境。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經濟人”一方面要選擇價廉物美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又要選擇適宜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區域。因此，環境既包括“經濟人”組織生產要素的便利，又包括“經濟人”長期生產與發展的條件。二者概括起來，就是“經濟人”生產經營過程中所需要付出的綜合成本，即商務成本。

所以，商務成本是影響“經濟人”經營績效的重要因素，是決定一個地方環境競爭力的核心內容，是衡量環境優劣的重要標尺。

“差環境”會產生“擠出問題”

基于商務成本的視角，我們深化了對環境重要性的認識———改善環境并不僅僅是因為好環境能夠對經濟活動產生激勵，而且因為差環境會對經濟產生“擠出問題”。或者反過來說，改善環境本身還有一個隱含的目的———防止壞環境對經濟造成損傷。

人是經濟增長中最活躍的要素，但人們的理性是雙重的：既追求財富最大化，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環境決定著人們在這兩個目標間選擇。如果環境抬高了商務成本，普遍覺得“創業難”，那么，人們就會被“市場擠出”———從政、歇業或遠走他鄉。因此，越是環境差（商務成本高）的地方，人們追求財富的意識越弱，整個社會的“商業生態”程度越低，經濟增長越缺乏動力。

從外資的“相對規模”（外國直接投資與GDP之比）看，東中西部地區呈現明顯的梯度差異，1999年分別為6.04％、1.35％和0.82％。與此相應，外國直接投資效率東中西部地區平均為1.517、1.305和1.174。這說明，外資分布的差異，固然與改革時序、區域經濟發展的梯度有關，也與中西部地區較高的商務成本對投資效率的影響有關，即：相對較差的環境對外資產生了無形的“排擠”。

非但如此，至少在1991年至2000年間，中部地區資本流入量一直是負數，即流出量大于流入量。“孔雀東南飛”意味著，中部地區偏“緊”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對本土“孔雀”產生了“自我擠出”。

理論與經驗都表明，生產要素永遠改變不了趨利的天性。商務成本的差異是生產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的根本誘因。因此，面對不斷深化的市場化進程，各個地區在改善環境上其實都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壓力。好環境是一個地方參與市場競爭、形成經濟聚集的重要資本；而相對較差的環境不僅難以吸納外部生產要素資源，而且可能導致“自我失血”，甚至成為經濟“自我凹陷”的禍根。

總之一句話，要推動經濟增長，就沒有理由不降低商務成本，改善環境。

什么因素在干擾環境

那么，哪些因素決定著商務成本，我省商務成本結構又具有什么特征呢？這是改善湖北環境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實質性問題。

省統計局最近公布了一份環境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從10個方面揭示了我省的商務成本現狀。按滿意率的高低排序是：勞動力價格（77.62）、土地及房產價格（73.45）、水電氣價格（71.46）、勞動力素質（70.02）、基礎設施建設（69.85）、法治環境（69.21）、政府辦事效率與服務水準（69.75）、市場秩序（68.01）、社會信用（67.86）、產業配置（67.79）。總的看，投資者對綜合商務成本的滿意度較高。

但是，滿意不等于沒有問題。一方面，滿意是相對“過去”而言的；另一方面，滿意對象并不平衡。如果把上述10個指標劃分為前后兩部分，那么，前5項主要屬于市場問題，后5項則主要屬于政府職能問題。這種“巧合”意味著，我省行政服務的綜合成本沒有對降低商務成本構成正面支撐。

這樣說，有的同志恐怕不能接受。但把這一判斷與行政服務的子項目“政策環境”聯系起來看，理由更充分。上述調查把政策環境分為7項，滿意率平均為35％。其中，政策兌現情況滿意率最高，為40％；收費項目和審批項目滿意率最低，僅32％。

可見，盡管改善環境是一個系統工程，但目前改善環境的側重點應該放到進一步校正政府行為、降低行政服務綜合成本上來。也就是省委省政府所指出的：“進一步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水平，建設優良高效的服務環境。”

過多的收費和審批對環境的“干擾點”在哪里

經濟史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有效率的經濟。而之所以有效率，主要是因為它確立了“經濟人”的市場主體地位，并在法制框架下賦予了“經濟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由”。也正是這種“自由”，掘開了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源泉。

市場進入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企業家的供給機制。毫無疑問，企業家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變量，是最稀缺的資源，但企業家才能是潛在的，必須靠市場甄別。因此，一個經濟要培育足夠的企業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尊重每個人的創業權，降低市場門檻。所以，越是發達地區，創業越自由，創業成本越低，人們參與經濟的程度越高，優秀企業家產生的概率越大。

經濟活動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利潤最大化選擇機制。“經濟人”按市場價格的指揮棒進行要素、產品交易，目的只是一個：最大限度地盈利。

所以，歐洲有一句名言：“自由與繁榮手拉手地齊頭并進”。從商務成本的角度看，這個“自由”的實質，就是創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最小化。《行政許可法》的頒布實施表明，減少行政許可是我國政府管理的總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也沒有最低注冊資金的要求。因此，賦予“經濟人”以“市場自由”也是我國改革的追求。現在的問題是，一些地方，一些政府部門仍然打著“規范化”的旗號，從事所謂“加強市場管理力度”的活動，既影響正常交易，又增加了額外交易費用；在市場準入方面，不僅最低注冊資本的數額相當高，還實行一些不必要的“許可證”、“上崗證”和“資格認證”制度，既加重了創業成本，又排斥了大量的潛在參與者。我省也存在類似問題。根據省統計局調查，至今年6月底，我省仍在執行的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000多項；另外根據2002年省委政研室調查，完成一個項目需要10個以上公章的占76.6％，11個－20個公章的占17.8％；21個－30個公章的占2.8％；個別企業要蓋100多個公章。這種現象，不僅與好環境的內核背離，而且可能造成“擠出問題”。

當然，行政服務成本對商務成本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于收費和項目審批。在社會結構中，政府居于主導層面，有干預“經濟人”的便利；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府與“經濟人”之間存在著很多交易。只要政府行為不當，隨時都可能增加“經濟人”的商務成本。我們要進一步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三個一律”要求，“最大限度地簡化創業的準入條件和程序，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場主體的交易成本”。商務成本最小化，改善環境的效用就會實現最大化。

變行政管制性環境為市場競爭性環境

對一些問題的出現，我們要有正確的認識。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經濟活動的主導權存在由政府向市場轉變的過程，存在由政府直接干預到放手的過程，存在政府與市場逐步分工明確、調適的過程。同時，我國又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還存在一個市場機制不斷進化、體制不斷改善、政府職能不斷規范的過程。加之我省“兩老經濟”的特殊性，就決定了政府權力在市場中“滯留”的時間較長。這就告訴我們：既要正視歷史，又要有改革的緊迫感；進一步實現政府正位，降低行政服務成本，是湖北改善環境的著力點，也是釋放發展潛力的重要途徑。

那么，政府到底應該如何校正自己的行為呢？簡言之，就是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謂“有限”，即政府權力有限，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度行使權力，主要擔負公益人角色、調控人角色、“守夜人”角色和管制人角色，保證經濟在宏觀層面平穩健康；所謂有效，從落腳點看，就是通過“平整活動場地”，讓“經濟人”便利地創業，放心地追求財富，保證經濟在微觀領域富有活力。二者歸結起來，政府實現由權力型向服務型的根本性轉變，整個環境實現由行政管制性向市場競爭性的根本性轉變。

為實現上述目標，這里提供三個參考工具：

其一、注意“目標轉向”。這涉及政府執政理念轉變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關注的焦點，不是指揮或直接做了多少蛋糕，而是看激勵整個社會做大了多少蛋糕；政府的作用不是限制“經濟人”的交易，而是協助或創造條件讓它們更快、更多、更好地交易。

其二、注意企業對政府的滿意率。這是檢驗“有效政府”的重要指標。具體內容是：企業對政府工作人員開放意識及服務觀念的滿意率；行政審批程序科學性與適用性的滿意率；依法行政、規范管理滿意率；工作人員業務素質滿意率；政務公開透明度滿意率；服務質量的監督機制滿意率；辦事效率滿意率；各類行政服務收費的頻率與額度滿意率。在現階段經常對這些指標加以調查，好的加強，不足的糾正，不斷明確需要修正的重點，有利于政府職能轉變，有利于經濟轉型。

其三、注意勞動參與率。研究表明，人群的廣泛參與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提高0.164％。所以，勞動參與率既是衡量市場化水平高低的根本標志，又是創業便利與否的試金石。

總之，企業的經營成敗取決于綜合成本；區域之間的競爭是綜合環境的競爭；環境競爭的核心內容是有利于企業提高盈利水平。我省要進一步改善環境，就要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高度重視交易費用、產權狀況、政府服務水平等多方面的變化與走向，及時發現問題加以整改。商務成本低的環境一定會對各類投資者產生“磁吸效應”；而各種市場力量凝聚，整個社會就會成為一部經濟增長的機器，湖北經濟也就能展翅飛翔。

【相關報道】

湖北在哪里——一論努力走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前列(08-09 06:57)

靠什么推動經濟增長(08-24 08:25)

怎樣打造“九省通衢”優勢(08-26 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