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網（湖北日報）胡思勇

在前面的評論中，我們分別回答了提高市場化水平、打造九省通衢優勢、改善環境、走綠色發展之路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創造湖北發展的條件。

當然，改革、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增長的條件不能簡單歸結到少數幾個要素上。所討論的幾個問題并不單一地發揮作用。它們交互影響，一同促進經濟增長條件的變化。同時，省情錯綜復雜，各地差異很大，各個地區的瓶頸因素并不相同，工作的著力點也不一致，我們只是拋磚引玉。這里，再簡約回答當前影響我省經濟發展信心和行為的六個問題。

差距能不能縮小

一定時段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是判斷一個地區經濟長期增長可能性的重要指標。我國1979年－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最高的地區是福建、廣東、浙江，分別為13.30％、12.64％和12.32％，湖北為9.57％，居全國第10位。而市場化程度、非國有經濟指數、全球化指數等指標，居第17位－22位。這就是說，湖北在體制條件滯后的條件下實現了相對高速的經濟增長。換言之，體制差距既是湖北發展不夠的約束因素，又隱含著湖北經濟未來增長的空間和潛力。

收益遞減規律為湖北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提供了經濟內在條件。東部地區由于資本日益密集，勞動力成本上升，投資的邊際報酬下降，其資本必然向內地轉移。這正如外國資本向我國轉移一樣。事實上，我國生產要素已經在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出現“對流”：即東部資本向中西部流動，中西部勞動力向東部流動。這無疑有助于包括湖北在內的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

近年來，外商在東中西部地區的投資份額出現了變化。1990年東部占94.0％，2000年下降為86.8％；中部、西部地區分別由3.8％和2.2％上升到8.8％和4.4％。隨著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實施，“傾斜中部”的發展導向將進一步形成，各種要素進入中部地區的流量將增大。湖北市場容量及市場擴展度較大，區位優勢明顯，商務成本中勞動力價格、勞動力素質等在中部地區具有比較優勢，對外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2003年我省新批外資企業532家，合同利用外資金額增長99.7％；今年上半年，全省新批外商投資項目增長23.6％，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增長28.8％；全球企業500強中，有46家來鄂投資。應該說，這預示了一種趨勢。

還要看到，湖北的市場化水平正在顯著提高。在全國的相對位置由1999年的第21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17位。這表明湖北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對市場經濟的適應能力正在增強。我們堅信，只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湖北的要素條件所蘊藏的增長能力就一定會釋放，經濟發展就一定會實現與東部地區“趨同”。

還要不要強調比較優勢

由于湖北擁有科教優勢，因此人們議論得更多的是“跳躍”式發展問題。

在經濟發展中當然存在“跳躍”現象。通過20多年的發展，湖北的基礎比過去強多了，局部地區當然要力爭有大的突破。但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湖北總體仍然處于欠發達狀態。武漢等地可能相對提高新經濟指數，但大部分地區則要承認差距。經濟增長具有時序性。要素稟賦條件決定著技術選擇的適應性效率。改革前，我國脫離資本、技術稀缺實際，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盡管對推進我國工業化功不可沒，但并沒有帶來經濟的持續進步。改革后我國注重發揮比較優勢，技術選擇指數一直在下降。東部地區由9％下降到4％，中部地區由11％下降到6％，只有西部地區保持在8％左右不變。結果是，技術選擇指數下降較快的地區實現了經濟的更快增長。

或問：不搞高新技術，競爭力從哪里來？應該明確，競爭力并不一定等于大量資本、高新技術。競爭力說到底是一個效率概念、成本概念和贏利概念。在一定條件下成本低、能賺錢的技術，就是“適宜技術”。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相比，競爭力顯然不在技術、資本上，而在“適宜技術”和勞動力低成本上。否則，無法解釋浙江經濟“小集輕模式”為什么成功。

浙江“小集輕模式”充分揭示了發揮比較優勢對落后地區的戰略作用：在“事事不如人”的狀態下，突出比較優勢，實現局部但關鍵性的突破，如某一產業聚集，能夠推動其他領域在市場機制下自發調整，以適應區域經濟系統所發生的關鍵性變化，從而形成區域經濟的市場生態、產業生態，推動經濟向更高層次演進。

湖北總體經濟實力不強，原因之一是縣域經濟薄弱；而縣域經濟之所以薄弱，原因之一又是沒有內生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優勢產業，即沒有充分從比較優勢出發發展經濟。因此，各地必須針對國內多種經濟形態、多層次市場需求和要素供給并存的情況，建立具有比較優勢的適宜性產業，從而“一花引來百花開”，形成各類企業共生共榮、競爭發展的產業群落。

還要指出的是，發揮比較優勢并不僅限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市場范圍內，皆存在比較優勢。比如在高新技術領域，我省生物醫藥具有國際比較優勢；在資本密集、技術密集領域，我省汽車產業在國內具有比較優勢。只要各地不頭腦發熱，不一哄而起，扎實把經濟建立在各自的比較優勢之上，“一個湖北，四個梯隊”的不平衡劣勢就會轉變成為多層次的發展優勢———這也是縮小地區差距的根本途徑。

為什么要強調“鋪天蓋地”

近年來，大企業對我省經濟的影響十分明顯。比如2003年，武鋼新增產值占全省工業新增產值的比重達到9.6％，利稅達到25.9％。這固然說明大企業對湖北的重要性，我們必須一如既往地支持大企業發展，但也必須看到，一個地方過分依賴大企業也是一種缺陷。

這種缺陷引起的思考是：（1）湖北經濟依靠“老家底”；（2）依靠“老家底”并不錯，但問題是，“老家底”源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政府“強制嵌入”，并不自然內生于湖北本土要素土壤，因此它們雖是大樹，但在湖北的根系并不發達，與湖北經濟的關聯度、帶動面并不很大。東風公司每年配套量超過120億元，而湖北本土僅占1/6。因此，僅有大企業發展不能有效推動整個湖北的工業化進程。2003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1個百分點；（3）大企業大多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的勞動力容量小于輕工業；由于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充分發展，導致社會對“轉型失業”人口的收容能力有限，就業壓力加大。2003年，我省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到49％，而就業比重僅占21％；（4）中小企業少，為大企業“填空補缺”不夠，導致產業配套能力不強，大企業反過來只能實行“外包”。不僅汽車產業如此，就是紡織行業，武漢市每年也得從浙江購進價值20多億元的面料。這就加重了大企業的成本。

所以，各地要深刻領會省委省政府要求“既追求大企業頂天立地，又推動中小企業鋪天蓋地”的重要意義。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并不取決于少數大企業的孤高發展；中小企業的普遍程度反而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尺度。它們能夠發揮比較優勢，把本土資源盤活；它們像海綿，吸納大量勞動力；它們代表了一種平民經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場生態和產業生態。況且中小企業多，大企業產生的概率自然提高。因此，湖北必須避免越是依賴大企業就越抓大企業，而越抓大企業就越容易忽略中小企業的弊端，通過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協調發展，開辟湖北經濟發展的新天地。

應該怎樣對待“外資”

毫無疑問，外資的區域分布差異是形成地區經濟增長差距的重要因素。當前，我省面臨著發達國家資本和產業向中國轉移、國內沿海地區資本和產業向內地轉移的雙重機遇，特別是一批世界500強企業投資湖北，顯現了外資正向我國腹地推移的趨勢。因此，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開展多形式、多層次合作，充分利用外資的“溢出效應”，改善我省的經濟質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實現走在中西部地區前列的重要途徑。

但是，我們又要辯證認識外資。計量分析顯示，2000年外資的區域差距對GDP區域絕對差距的貢獻度為19.26％。從相對規模看，即使外資最集中的廣東省，也僅占GDP的11.48％。相對規模超過5％的省（市）全國僅7個。在這7個省市中，海南達到8.63％，經濟并不發達。而上海為5.84％，浙江、山東更低，僅1.91％和2.45％。再從國內投資、外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看，全國平均分別為62.25％和9.64％；廣東分別為78.8％和12.6％；浙江分別為73.9％和10.2%；湖北分別為59.3％和7.4％。這表明，不論是東部發達地區還是我省，外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程度都弱于國內投資；外資并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唯一決定性因素；把整個經濟增長的希望全部集中到外資身上缺乏實證基礎。

其實，有的地方存在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千方百計吸引外資，另一方面忽視本土資本，導致資本外流，甚至流出資本大于流入資本。可以這樣說，是因為民間資本調動不夠或被忽略、被壓抑，才使有的地方對外資產生了饑渴和依賴。

所以，對外資我們既要積極爭取，又要理性。吸引外資不等于一味依靠外資，更不能因為強調招商引資而忽略利用國內資金、民間資金。《發展經濟學的革命》說得好：“任何一個發達的經濟都是從欠發達狀態起步的，有錢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先決條件”，“發展中國家最稀缺的并不是資本，而是營運資本的能力；最緊迫的問題并非資本形成的多少，而是現有資源能否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東部地區因為充分兼顧、協調利用內外資源，才實現了先發。

開放市場會損傷湖北經濟嗎

開放的市場能夠“削平”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因為：（1）不同地區的差距主要表現在要素收入的差距上。開放的市場能夠帶來產品與要素的自由流動，從而縮小地區間要素的報酬差距，促進地區之間均衡發展；（2）在市場機制的獎懲功能下，各個地區只有發揮比較優勢，才能深化地區間的分工與合作，增加各自的收益；（3）在價格機制下，勞動總是從資本稀缺的地區流向資本豐裕的地區，而資本則以相反的方向流動。這就使地區間的資本－勞動比率趨于相等，進而促使人均收入水平相當。因此，開放市場是落后地區盡快趕超發達地區的先決條件之一。

改革前，我國東部地區省際之間原本存在較大差異，但由于市場化趨同，在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原先相對不發達的省份，得以迅速向發達地區的經濟形態靠攏，從而縮小了東部地區內部的省際差距。

我省地方保護主義比較嚴重。據2003年“全國統一市場建設”課題組調查，全國各地地方保護受害程度平均值為196，湖北為217，居全國第四位。這并不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有意阻礙發展，相反是因為認為地方保護有利于發展。殊不知，在地方保護下，外部企業失去了在這個地區內選擇合意要素的機會，即本土要素失去了高報酬的機會，內部企業也難以與外部市場對接，其生產經營可能既沒有效率，也沒有競爭力。因此，地方保護從整體、長遠看，并不“利己”，而是“雙輸”。

勞動是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勞動力流動會帶來配置效率的乘數效應。所以，越是發達地區，勞動力流量越大，資源的配置效率越高。有的地方擔心“外來人口”搶了本地居民的飯碗，采取種種歧視性政策，這就減少了要素配置的機會，保護了低效率配置，結果反而影響經濟增長。至于通過限制人口流動保證所謂治安，則既是消極的“求穩”之法，也是對經濟增長的約束。

能不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

任何發展中的經濟都面臨著“馬爾薩斯危機”，即經濟難以背負人口包袱。湖北是人口大省，僅農村就有600萬富余勞動力，人口壓力可想而知。

但是，東部地區人口更加稠密。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83人，比全國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126人高兩倍多。西部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4人，僅為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的43％。中部地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9人，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可是，東部經濟比中部、西部都發達。從世界范圍看，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密度比非洲一些國家的人口密度都大，但經濟顯然比后者繁榮得多。

勞動力集中指數是一個用來反映各省勞動力資源稟賦相對狀況的指標。如果勞動力集中指數高，那么，意味著它具有較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反之，則表明勞動力資源比較稀缺。令人深思的是，東部在自身人口密度高、每年接受2000余萬中西部勞動力的條件下，勞動力集中指數卻呈下降趨勢，由1978年的8％下降到1998年的6％以下；中部則由10％上升到11％，西部由13％上升到17％。

因此，湖北能不能打破“馬爾薩斯陷阱”，既取決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持續貫徹落實，更取決于經濟增長和人口結構轉變，即由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變。人既可能是經濟增長的負擔，也可以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人力資本存量提高，那么，它就不僅是科研與開發的“關鍵投入品”，而且能提高一個地區吸收新產品和新思想的能力與速度，擴大整個社會的智慧總量，從而對經濟增長發揮持續推動作用。科教大省優勢，為湖北實現這一目標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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