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凌云

一、區域文化決定一個地區的精神氣質

長期以來，盡管人們對文化進行了廣泛的探索，但是，對于什么是文化這一基礎性理論問題，至今沒有取得一致的認識。一般來說，文化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說法。文化的廣義論者認為，文化是個無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疇，既包括物質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如美國學者尤金認為，文化包括生態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宗教文化、語言文化五個方面。文化的狹義論者認為，文化主要指精神文明。如美國《新世界百科全書》將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一個群體共享的精神、智力與藝術觀念的總和，包括傳統、習慣、社會風俗、道德、法律和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內容。”筆者贊成狹義文化論者的觀點，文化是一個群體的精神層面的文明化過程及其水平，是一個群體的精神氣質與精神素質。如果文化涉及的群體生活在一個特定區域，則這種文化表現為區域文化或地區文化。因此，區域文化的本質內涵是一個地區的精神氣質與精神素質。

文化具有內容和表現兩種形態。文化的內容包括由上述傳統、習慣、風俗、道德、法律等要素承載的價值觀、倫理觀等精神層面的要素；文化的形式則包括文化活動、文化產品與文化產業等。對于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文化這兩種形態的運動可能是反向的。例如，美國是一個文化產品輸出大國，但是，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斯最近指出，美國的軟實力特別是文化精神在下降。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文化產業也領國內風氣之先，但是，上海文化學者許紀霖先生卻認為：“在上海今天這一輪發展中，上海文化的豐富性被閹割了，或者說被濫用了。現在有些上海人成了經濟動物。”“上海文化看起來很熱鬧，有數不清的這個節、那個節，但這僅僅是城市生活表面的一層油彩而已，其內心是蒼白的。”因此，在追求地區文化的發展中，切忌單純追求文化形式的發展，而忽視文化內容的充實。

文化在區域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基礎性作用。長期以來，文化被當作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第二位的。這從社會結構構成及其基本矛盾的角度看是對的，但是，從功能的角度看，則具有片面性。從文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這一功能角度看，文化屬于基礎結構的層面，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具有基礎性作用。從國際經驗看，國家的興衰、世界力量重心的轉移，表明上看，取決于技術、資本、資源、軍事實力等物質層面的東西，實際上，起根本作用的則是制度、法律等制度層面的文化以及信仰、理念等精神層面的文化。2000多年來，古希臘始終令人向往，它最引人入勝的不是它的物質文明，而是其民主精神、科學精神、樂觀精神、愛智精神、進取精神、理性精神，人們向往的是“文化希臘”。13、14世紀，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蘭等城市之所以最先產生資本主義萌芽，得益于意大利人文精神的培育。15、16世紀，荷蘭之所以取代意大利成為歐洲的經濟重心，得益于荷蘭開放的文化心態和文化環境，吸引了歐洲大地其他地區身懷絕技而又遭受宗教壓制的工匠和滿腹經綸的學者，是他們帶來了技術、資金和思想。17、18世紀，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產生和發展，與英國建立了完備的專利保護和產權保護這種制度文化有根本關聯。19世紀，美國開始崛起，與殖民者以“新教倫理精神”為文化導向在北美進行開拓與創新是分不開的。20世紀，日本和德國在戰敗后得以崛起，除了美國的保護與扶持以外，也得益于各自的民族精神。而“四小龍”的崛起，如果離開了市場經濟與儒家文化的結合，也是難以實現的。

二、文化發展是加快湖北發展的內生動力

文化發展在加快湖北發展的過程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從科學發展觀的實踐角度看，文化發展是湖北實現科學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科學發展觀中的發展本身就包括文化發展。長期以來，中國實踐的發展觀所指的發展主要是經濟發展。近年形成和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所指的發展則是以人為本，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文化發展是科學發展中的題中之義和有機組成部分。

其次，從區域發展的實踐角度看，文化發展是新形勢下加快湖北發展的基本動力。一方面，從改革開放20多年來國內區域發展的經驗看，先行發展的區域都有特定的文化動力。國外評論家將上海發展經驗歸納為三個要素，即強勢政府、跨國資本和海派文化。鄧小平同志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而“敢闖”就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許多人將沿海的快速發展歸于中央的優惠政策和區位優勢，實際上，近代商業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復興則是其基礎性因素。

另一方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湖北的發展主要依靠內在力量的驅動，而文化就是最基本的內在力量。“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是中央提出的關于區域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湖北在內的中部諸省不可能指望中央給予太多的政策優惠與資本投入。其一，相對于中央針對中西部其他地區的發展措施而言，“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只是中央實施宏觀區域發展的一個大的思路，還沒有像“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那樣已經成為一種政策含量很高的國家區域戰略。從字面上看，從中央的角度看，“促進”的力度與強度明顯小于“開發”與“振興”。其二，“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是在中國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提出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性要求已經限制了中央所能給予中部省份的區域政策優惠空間；同時，中央正在致力于構建公共財政體制，開始啟動新一輪投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因此，通過中央增加投資，或通過政策性手段增加資本注入的可能性空間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湖北在內的中部地區發展，只能主要依靠內在的動力來驅動。

文化應是湖北最基本的內在力量。這一命題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文化可能成為湖北發展最基本的內驅力。湖北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優勢，包括“荊楚文化”的歷史積淀，科教文化的現實優勢。其二，文化應該是湖北發展最基本的內驅力。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推動區域發展的眾多因素中，資源、資本、技術等物化因素可以通過交易和流通取得，這些方面的優勢可以位移，而文化，特別是作為文化基礎結構的精神氣質與精神素質則是難以通過交易和流通取得的。一個地區有優良的精神氣質，從而有優良的文化基礎結構，才能有優良的制度、環境與秩序，即優良文化上層結構，進而才能吸引和聚集經濟發展的各類資源。同時，湖北擁有明顯的綜合發展優勢，包括農業、制造業、資源等方面的基礎和科教、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但是，需要有一種因素來激活、整合和實現這些優勢。而只有文化才具有這種激活與整合的功能。

第三，從推進湖北發展的重點來看，文化發展是加快湖北發展的基礎性工程。從省情來看，湖北存在著文化發展不夠的問題。湖北與發達省份的差距，既有經濟上的，也有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文化發展不夠既是湖北發展不夠的表現，也是湖北發展不夠的深層原因。加快湖北的文化發展，既是加快湖北發展的重要內容，又是加快湖北發展的基礎性工程。

湖北文化雖然具有自身特色與優勢，但是，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其劣勢也是明顯的。用市場經濟的要求來衡量，湖北在文化上存在明顯的消極的文化積習，成為對經濟發展的文化制約因素。其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日益凸現，嚴重制約湖北經濟發展。具體來說，一是重說輕做。人們將湖北人與“九頭皆鳴”的“九頭鳥”聯系起來，實際上是貶斥部分湖北人能言善辯，虛言浮夸，說的比做的好的文化缺陷。二是缺少信用。所謂“南楚好辭，巧說少信”，這種古已有之的缺陷至今依然在一些湖北人身上頑固地存在。三是做而不精。“楚越之地，地熟饒食，無饑饉之患”，人們習慣于粗放經營，不求精細，不注重管理。四是小富即安。在相對優越的地理條件下，人們養成懶散的惰性，不尚財，不重財富積累，“江灘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些文化積習在現實生活中嚴重制約了湖北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湖北出現過許多在全國有影響的先進探索和經驗，但多虎頭蛇尾，很少在湖北堅持下來；湖北目前是全國市場信用和秩序較差的省份之一；湖北曾經有許多全國知名品牌，但多數不僅沒有做精、做大、做強，反而逐漸消失；湖北人雖然很精明，但是在全國有影響的企業家不多。

其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文化殘留較重。湖北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根基比較深厚的地方，計劃經濟體制的文化殘留相對來說比較濃厚。這突出表現在官本位文化意識根深蒂固。特別是在政府部門，官本位意識突出表現在：一些部門和政府工作人員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和對人民負責；較多地關心政績，而對人民群眾的疾苦卻關心不夠；比較關心近期指標的完成，而對社會公共事業以及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長遠發展卻關心不夠。

其三，與產業結構相聯系的文化劣根性比較明顯。例如，湖北自然資源比較豐富，人們節約資源的觀念和環保意識就不強，人們不像北方人那樣節水，不像東部那樣珍惜土地，不像沿海那樣珍惜礦產資源；湖北農業經濟比重較大，人們的時間觀念不強，相對于東部地區而言，辦事比較拖沓，節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經濟結構相對比較封閉，人們的開放意識不夠；湖北的經濟專業化程度不高，產品生產的精細精神不夠，等等。

此外，由于湖北的經濟市場化程度不高，市場經濟文化發育不足。人們的開拓精神、進取精神、創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細精神相對來講發展滯后。

三、加快湖北文化發展需要整體與宏觀思路

加快湖北的文化發展，必須跳出就文化論文化的窠臼，將文化發展放到整個湖北發展的視野中去，從宏觀上整體推進湖北的文化發展。

首先，要確立科學的湖北文化發展觀。從文化的作用來看，文化不僅僅是一般地反作用于經濟，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能動的、基礎性的推動作用；從文化的地位來看，文化不是單純的上層建筑，而是發展的基礎結構；從文化的形態來看，文化不僅僅是作為文化表現形態的文化作品及其生產，而是人的心靈與靈魂的塑造過程，是湖北人價值觀、道德觀、理念與行為方式的完善過程，是湖北人的精神氣質的完善過程。

其次，將文化發展納入湖北發展的內涵與目標。科學發展觀本身就要求將文化發展納入發展的范疇；從文化本身的發展來看，文化發展不是單純地決定于經濟發展，由經濟發展決定，而是與經濟發展以及政治發展等統一于發展。要避免先經濟發展后文化發展的脫節現象，避免將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割裂開來的“兩張皮”現象，將文化發展納入湖北發展的整體推進過程。

第三，科學地推進湖北文化發展。從文化發展的途經來看，要正確處理意識形態手段、公共事業手段和產業化手段之間的關系。文化發展的手段不僅僅是文化的產業化、市場化和商業化，還包括必要的意識形態化和公共事業化的手段；從文化發展的目標看，不應該以提高文化產業的產值和規模為主要目標，而應該以人的精神發展為根本導向。

第四，形成加快湖北文化發展的合力機制。文化發展不僅僅是文化部門的任務。文化發展的主體應該是多元化的，應該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培育包括單位、組織、社區和個人共同參與的多元文化發展主體。黨和政府主要引導文化發展的意識形態方向，培育湖北文化可持續的、內生性的發展動力和機制；文化單位和組織承擔基本的文化發展職能，通過產業化和事業化的運作，降低文化發展的成本，提高文化事業資源的效率，增加文化事業發展的社會效益；部門、單位、社區則承擔文化發展的基礎性職能，例如，政府部門要致力于建設行政文化，企業致力于建設企業文化，學校致力于建設校園文化，社區致力于建設社區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