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網消息（楚天都市報）（見習記者張屏 通訊員馮明 縱兆云）軍軍（化名）才11歲，除了打游戲，他已會抽煙、上舞廳、泡酒吧了。今年2月，他被學校勸退。3月18日，他想從家里偷錢去游戲廳，被母親發現，他舉刀向母親砍去，母親嚇得躲起來，他就“搶”走家中5000元錢出走，兩天后被鐵路民警送回。為防他再次離家，母親用鐵鏈鎖著他的雙腳。
小朱（化名）僅16歲，爸爸是個案犯，被判無期徒刑。他讀初三，卻已很久沒去學校了，每天睡到上午11點起床，午飯后去網吧，跟幾個伙伴玩到凌晨回家睡覺。他打群架、捅刀子，學校要他退學，媽媽苦苦哀求，學校保留了他的學籍，卻仍無法管教他。媽媽沒法，只好辭了工作，時刻陪著他。
這是媒體近期報道的兩個孩子。他們都尚未犯罪；但有關人士指出，如不及時幫教，他們指不定哪天就犯罪了。
武漢惟一的工讀學校叫勵志中學。校長李漢發對記者說，該校每個孩子，身邊至少還有五六個沒被管起來的同伴。這個龐大的群體，被人稱作“犯罪后備軍”。
李校長說，工讀學校只是幫教這群“后備軍”的一道防線，另4道防線是家庭、學校、社區和少年法庭。
第一道防線：家庭
“原罪”不是單親家庭，而是缺乏父母關愛
好多家長告訴記者，教育孩子太難了，社會這么復雜，他們動不動就學壞。
青少年教育專家、華師教授嚴正認為，缺少家庭溫暖、錯誤的教育方法，是孩子學壞的“罪魁禍首”。
漢陽法院近5年審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16起，其中未成年被告人397人，87％的來自單親家庭。
武漢港務局二子校教師傅炳坤說，單親家庭不是“原罪”，在單親家庭中，只要父母有一方對孩子負責，孩子就很難變壞；雙方都不管孩子，孩子就慘了。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傅老師說，另一方面是教育方法問題。他接觸到一個孩子，幼時很乖，后因家長溺愛，什么都依著他，孩子因此任性而自私，一有不滿就打架、動刀子。
勵志中學校長李漢發從事工讀教育25年，他認為“違法從違紀開始，違紀從不良習慣開始”。勵志中學對“問題少年”教育的第一步是糾正他們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每天按時作息，自己疊被子、洗衣服。
嚴正教授說，那些瀕臨犯罪的孩子，家庭這條基本防線或多或少都出了問題。
第二道防線：學校
現有體制下，“成人”與“成材”很難統一
有30多年教齡的傅炳坤老師認為，學校在現有體制下很難顧及所有孩子。
傅老師說，最易出事的不是好學校的學生，在差一些的學校，常常是整個班、整個學校都亂了。這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教育模式的后果：只保證少數孩子“成材”，沒顧及多數孩子“成人”。他認為合理的班級應該是：三分之一是好學生、三分之一是中等生、三分之一是差生。盤好了中等生，他們向好學生靠攏了，差一點的孩子想鬧也鬧不起來。但現在的情況，傅老師舉例說，武漢某區每年“小升初”能上省市示范學校的孩子只占20%，“初升高”降到了15%，好學生被層層選拔到好學校，二流學校的好學生越來越少，中等生占三分之一，差生占到了三分之二，“邪氣壓倒了正氣”，老師的教學積極性大受影響，就算教得再累都難見成果。
嚴教授說，即便好學校，升學率的壓力也使老師們將90%的精力放到了好學生身上。
接受采訪的專家都反對老師對“不學好”的孩子放任不管，因為“教育不是萬能的，但教育不是無能的”，管總比不管強。但嚴教授說：“不是老師不管，而是體制沒跟上。現在經濟收益、上崗下崗都直接跟教學指標、升學指標掛鉤，德育成績怎樣去量化考核呢？”
嚴教授的憂慮是個社會問題，就在記者采訪的第二天，6月3日，武漢市召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座談會，該市市委副書記程康彥說，政府正考慮設定新的考核指標，對德育的考核將會更具體，更有可操作性。
第三道防線：社區
全力關心“兩勞”人員，很少幫教“問題少年”
1997年12月3日通過的《武漢市未成年人保護實施辦法》中規定，對有輕微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學校及其監護人應予管教，居（村）民委員會、派出所應予配合。
武漢青少年教育辦公室吳主任說，社區幫教是幫教工作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對那些因家庭、學校管教失敗而流落的孩子。
勵志中學李校長透露，武漢市江漢區某社區送往該校的孩子最多。
記者趕到該社區，社保主任說，這個社區很復雜，“兩勞”人員多，徘徊在犯罪邊緣的青少年多，幫教工作任務重。該社區積極想辦法關心“兩勞”人員，卻很少有精力對那些眼看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采取什么措施。
吳主任說，設置社區幫教的目的之一，是幫助那些處于管理“真空”的青少年，但現在重視得不夠。事后工作多，未雨綢繆少；落實到具體工作中，專業人士又太過于缺乏。他希望有專業背景的青年志愿者能走進社區。
武漢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市委副書記程康彥說，每個社區、每個青年團員，都要為社區幫教做實事，一個孩子如果一個人幫不好，就讓兩個人、三個人去幫，直到把這個孩子幫好。
第四道防線：工讀教育
工讀學生不是少年犯，工讀經歷不記入檔案
那些留在學校卻難以學好的孩子，很多時候送司法部門是無法處理的；家庭無能為力；被推向社會，后患更多。在我國的教育設置中，他們是接受工讀教育的對象。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8條規定：工讀學校應對在校學生進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勞動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
在武漢，工讀學校的孩子一般由派出所送去。李漢發校長說，家長開始抵觸心理很強，對工讀教育存在誤解，覺得工讀生就是少年犯，認為是孩子的人生污點，說出去不好聽；有的家長則怕孩子去了會“吃苦”。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確規定：工讀學校畢業的未成年人在升學、就業等方面，同普通學校畢業的學生享有同等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工讀經歷也不記入檔案。
李校長說，在該校1012名學生中，近400名返回原校繼續讀書，31名畢業后參軍，10名特別優秀的還光榮加入了共青團。工讀教育沒有“吃苦”問題，假期就是獎懲的杠桿，表現好的孩子才能放假回家。
李校長說，一段時間后，明白過來的家長都很配合，因為孩子“放假回家后變乖了，不瞎搞了”。
勵志中學的轉化成功率在90%以上，那10%是怎么回事？李校長說，那是個別情況，就是因為孩子離開工讀學校后家庭教育沒跟上。
他說，工讀教育也非萬能，如果孩子內心的真正需求得不到滿足，再次犯錯將很難避免。
第五道防線：少年法庭
法官花大力氣跟蹤幫教，嚴防孩子在緩刑期內再次犯罪
漢陽法院介紹，未成年被告人是緩刑的重點對象。
以該院少年刑事審判庭為例，在1998年至2003年5年間，被處刑罰的218名失足青少年中，緩刑122人。青少年獲刑后仍有56%的人馬上返回社會，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對這些孩子，少年庭法官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強化宣判后的跟蹤幫教。因為如在緩刑期間再次犯罪，數罪并罰，量刑會更重。
女法官邱建軍被人譽為“尚秀云式的法官媽媽”，她對失足青少年的幫教成功率達到98%，其中有個孩子如今已在讀研究生二年級了。
邱法官說，她不光在宣判后跟蹤幫教，宣判前就已開始了解孩子，解開他們的心結了，以正確量刑。
據了解，在武漢另兩個區法院少年庭中，江岸區和武昌區幫教后，這類孩子的重新犯罪率均僅為1%左右。
據介紹，傳統附設于基層法院內部的少年法庭已越來越難以發揮其對少年犯罪“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審判作用。基于此，有關方面醞釀以上海等四省市為試點，籌建獨立的少年法院，推進對未成年人全面的司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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